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 ，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从1865年至1902年一直担任内地会会长。据内地会的报告，至戴德生去世的1905年，内地会在中国有205个传教总站，632个支站，建起福音堂827个，组成教会476处，开办寄宿学校66所，全日制学校122所，开办医院及诊所44所。
      戴德生1832年5月21日出生于英国约克郡巴恩斯利一个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家庭，世代均为卫理公会虔诚会友。父亲戴雅各关心中国，牵挂中国数亿失丧的灵魂。当妻子怀孕后，他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神，如果你赐给我们一个儿子，愿他将来为你到中国工作”。在父母虔诚的信仰熏陶下，戴德生一天天的长大，他17岁受洗，并奉父母之命向上帝许诺作一名海外传教士，从此到中国宣教的心志从未改变过。为了到中国宣教，戴德生1849年至1853年在诊所和医院学医，为来华传教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853年9月19日，21岁的戴德生终于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货轮。
       戴德生一生对神绝对顺服，在最危难时仍不失信心。1859年，亦即他在中国布道的第7年，派克医生因要事回英国，将宁波的医院和门诊转交给戴德生。戴德生经过恳切祷告，清楚神的旨意，那工作不是派克的，乃是神的，所以就凭着信心，挑起重任，医院里充满了病人，门诊很拥挤，面对此局面，戴德生之苦不言而喻，派克留下的经费只够一月的开支，戴德生有限的款项也快用完，可是接济始终不来。终于，他们开了最后一袋米，并且消耗得很快。戴德生镇定而满有信心地说：“主帮助我们的时候近了。”全院职工病人均拭目以待。果然，米未用完之前，一封信到了，里面附着一张五十英镑的支票。赠款的柏迦氏远在伦敦，一点也不知道医院濒临断炊，神感动他，将钱及时供应医院。
       戴德生对神信心之大，正如他言：“既抓住神的信实，我们就可以进入中国内地；抓住神的信实，我们就能面对各种困难与危险”。基于这焚烧的爱， 1865年6月27日，戴德生在伦敦一家银行以“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为名开户，存入10英磅，著名的“中华内地会”由此创立。按照戴德生的做法，内地会以传教为主，以初等教育和医疗工作为辅，开办的学校主要是为教徒子女而设。内地会传教士通常所受教育不多，能吃苦耐劳，主要在内地普通民众和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中间传播关注个人灵魂得救的基督教义。

图1：戴德生一家在中国

       戴德生第11次来中国宣教是1905年，这一次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的激励。1905年6月3日，戴德生牧师在湖南长沙市学院街的内地会福音堂（今长沙市城南堂）归主怀抱，安息主怀。据《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记载：
     “6月3日星期六，来自长沙六个不同宣教团体的传教士，齐集于内地会的会所，参加戴德生的欢迎会。他们都要来见这位拥有八百名传教士的内地会总主任。他们在这里举行茶会，戴德生穿着一身山东的丝绸衣服，跟来宾会谈了一个小时。会谈期间，海勒医生特别注意到戴德生脸上那种单纯和喜乐的神态。 晚餐后，戴德生躺在床上读信。他的儿媳乐婷帮助他调整枕头，并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与戴德生谈论《宣教评论》里刊载的一些图片。忽然间，戴德生转过头来，就不省人事了……”
      
图2：戴德生牧师（中间坐藤椅者）1905年6月3日在长沙学院街内地会福音堂与内地会同工友合影

       正如葛培理所言：再没有谁能象戴德生一样，愿意为神的缘故，完全献身给中国。他甘心冲破传统，换上中国的服装，更积极超越宗派界限，一心要把好消息传到边远闭塞的地方。戴德生之所以义无反顾，献身与主，绝非出于一时冲动，或是自我表现，而是他深切关怀到一群尚未认识救主耶稣的人。他一生勇往直前，是由于他愈来愈确信神的信实。戴德生对神的信心，正是今天千万中国信徒的写照。他们只存一个单纯的信念：“有一位永活的主，祂借着道向我们说话，祂所说的，必定成就，也不会背乎祂所应许的。”
       戴德生牧师的第五代孙，戴继宗牧师现任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2018年11月23日-25日，在德国海德堡华人教会举办的“基督徒的成长与宣教”营会中，戴继宗牧师回忆了先祖戴德生与湖南的关系，特别求主纪念在湖南的弟兄姐妹们，纪念湖南的福音工作，求主大大地兴旺教会，兴旺福音。戴继宗牧师说得一口流利普通话，遣词用字相当讲究，经常不自觉的冲口而出“我们这些中国人”，爱中国人之情，令人想起其高祖父戴德生感人肺腑的名言：“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资料整理：木工女 吴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