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将岳麓书院梁燕红、夏金龙撰写的《长沙市城南堂历史与现状的调查研究》发布，希望各界有识之士、弟兄姊妹继续提供你所知道的有关南堂历史资料，（包含文字、图片）等提供给我们，耶和华将记念你们的劳苦。

前   言

 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简称CIM），创始人为英国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65年，戴德生在英国伦敦创办内地会，1867年携家眷和16名传教士一起到中国开始布道行教，1872年在上海设立总部。刚开始，内地会的活动地点在主要沿海地区，后来慢慢进入中国内地。内地会是一个超宗派跨国家的教会组织，来自不同的国籍的内地会的传教士遵从戴德生式的传教方式，深入中国内地进行福音传播，其影响不断扩大。

 湖南地处中国内陆，是基督教进入较晚的省份，再加之湖南本地人民反教排外的斗争此起彼伏，基督教进入湖南历经坎坷。在中国内地会创立后十年的1875年，内地会传教士才开始涉足湖南。李楠在其硕士论文《楔入腹地——中国内地会在湖南传教活动研究》一文中将1875年至1926年中国内地会在湖南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1875—1900年为游历布道阶段。1875年6月，内地会传教士祝家宁（Charles H. Judd）和两位中国信徒姚和张进入湖南岳州传教，成为内地会进入湖南传播福音的历史开端。之后还有花国香（G.W.Clarke）、费爱德（Edward.Fishe）、鲍康宁 （Frederick William Bailer)、陶鄂（A．C．Dorward）等人不断尝试和探索。但是由于湖南人民强烈的反教情绪，所以在这一阶段里，内地会传教士几乎一进城就遭到官员遣送出城，或者遭遇群众的驱逐，陶鄂去世后布道工作一度陷入停顿。直到1897年，内地会才取得了欣慰的成绩，与陶鄂一起工作的福音布道者姚于9月份在常德租到了房屋，开辟了湖南的第一个内地会传教站。1901—1926年是内地会在湖南发展的繁荣时期。1901年，内地会美籍传教士葛荫华（F.A.Keller）带着一名本地布道者李进入湖南，并在长沙找到房子开设福音堂兼办医院。其他各地的传教工作也在稳步推进，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15年(1902—1926)，发展到总堂15处、支堂81处、慕道所96处，德国传教土70人，华籍职员(包括传道人、教员、医务人员等)110人，有教徒3531人，开设医院2所、诊所11所、小学21所、孤儿院2所及瞽目学校1所，年收捐款6424．18银元。

一、 内地会进入长沙及其在长沙的发展历史

 长沙是湖南的省会城市，一直是内地会传教士希望进入并建立传教站的最理想的地方。为此，他们也进行了不懈的尝试。

 最早进入长沙的内地会传教士是Mr.Dick，1886年Dick就试图进入长沙，他5月7日到湘潭，10日上午在未被注意的情况下进入长沙，这是外国人第一次见到长沙城内的情况。但他很快遭到了衙门和当地民众的驱逐，只好退出长沙。后来继续有不少人进行尝试，但都未能在长沙城内长久立足。1898年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的雅学诗（B. H. Alexander）为进入长沙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和工作，最后通过条约的保护终于进到了长沙，他虽然能在城内进行布道工作并销售图书，但却只能住在城外的船上。雅学诗的不懈努力为内地会进入长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内地会是第一个在长沙城内立足的教会，它的开创者是美国人葛荫华（F. A. Keller）博士。1900年葛荫华和两名本地布道者在湖南的东部传教，并在长沙找到了合适的房子。由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三人被迫离开长沙，一年后返回，1901年6月8日抵达长沙，发现之前所找到的房子已经被占据。在返回长沙途中结识的一名湘潭人的建议下，葛荫华前往蔡道台处并得到十分友好的招待。两天之内，在蔡道台的帮助下，他们又找了合适的房子，6月10号签订租约，6月12日（周三）上午开始日常的布道工作，8月5日即有了一名皈依者。此外，他们还开办了一所主日学校，招到学生12人。搬入新住处几天之后，葛荫华成功治愈了因操炮而受伤的士兵，赢得了官员和士兵的信任和友谊，福音传播工作得到顺利地开展。7月份，韩培生（W. E. Hampson）来华加入到葛荫华的布道工作；1902年葛荫华在学院街租地开设内地会福音堂，11月葛荫华夫人来华，主要开展妇女工作；1903年巴利（H.G.Barrie）加盟，使得整个内地会在长沙的布道队伍不断壮大。1902年在长沙举行第一次的受洗仪式，为三名皈依者施洗。

 1901年至1919年是基督教在长沙传播的大发展时期。自葛荫华在长沙立足后，内地会在长沙也处于向上发展的状态，尽管也曾遭到过损毁，但很快恢复工作。

 1903年，每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在长沙举行。内地会传教士利用此机会向赶考的学生发放圣经小册子传播基督福音。1903年对于长沙内地会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年份，因为素有“铁门”之称的长沙在6月19日至21日召开了第一次在湘传教士大会。32位来自不同差会的传教士出席了本次大会，其中30人在湖南从事福音布道工作。大会讨论的议题主要有：当地的教会组织、传教领域的划分、教育合作、文字、医疗工作等。本次会议规定了各差会主要负责的地域，内地会下属的立本责信义会（Liebenzeller Mission）负责湖南西南和中部一部分，占全省面积的20%。在当时充满排外情绪的长沙能够召开这一次传教士大会，在以前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1903年7月17日的《北华捷报》上高度评价了本次会议，盛赞内地会在长沙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内地会在长沙的事工在葛荫华的努力下得到稳步发展，受福音影响的人数逐年增加，受影响的群体也不断扩大。葛荫华夫人所负责的妇女工作也极为出色。她经常开办各种圣经培训课程，每周二下午专门为慕道的妇女开办的课程，超过一百位妇女参加，在安息日举行的盛典中也绝大部分是妇女。为了防止民众对传教士由排外情绪而产生的暴动，衙门派官兵保护教堂和布道场所，传教士在城内的活动都有清朝官兵的陪同。官兵耳濡目染了传教士传播福音的言行，最终也成为受教的群体。1904年的《中国亿兆》中就记录了一位士兵信教的过程。

1907年受洗的清朝官兵（图片来源：城南堂提供）

吴立德牧师与受洗军人合影   （图片来源：城南堂提供）

葛荫华在长沙的一大布道成就是成立了家庭教堂（The church in the house）。家庭教堂坐落在长沙南门附近的学院街大道上，整个建筑与街道平行，配备齐全，包括有能容纳三百人的小教堂、由知识渊博的中国人负责的书店、主日学校、期刊杂志门类齐全的阅览室、还有客厅、祷告室、专门的妇女客厅、传教士的卧室、带厨房的餐厅以及专门接待外国客人的小房间等。家庭教堂位置见下图：

图片来源：China’s millions 1905年，第43页

家庭教会的成员严守作息时间，每个人都有自己明确的任务，中国助手和外国传教士一样对布道工作负有严格地责任，他们虔诚地完成每天程序式的工作，献身福音传播事业。家庭教会之外，中国信徒自己在南郊区外建立了一个小教堂举行聚会，他们还在非基督徒的家里举行祷告会，意图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基督教会。

事实证明，这种传教方式也是非常有效的。这种集中式的福音传播使官员和一些重要人物对传教士的态度比较友好；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参与教会活动，皈依者和慕道者对圣经的了解都非常透彻；家庭式的教会让人感受到了温暖和爱；本地助手中的领导者都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他们受到良好的布道训练，在内地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长沙民众对教堂仪式的兴趣将激发他们信仰基督的潜力，也许他们是最反对基督教的，但一旦信仰了，就成为坚定的信仰者了。

 1905年6月2日，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来到长沙，视察了省政府提供给内地会用作建医院的地方，第二天早上在学院街教堂会见湖南信徒，下午接待来自6个不同差会的30位传教士，当天在学院街去世。同年葛荫华夫妇休假回国，内地会的工作由韩培生接管，Laycock接管医疗工作。虽然人数较少，但在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助手的共同努力下，教会工作得到持续的发展，能容纳200人的街道小教堂几乎被挤满，每周日早上都会有三十多人参加主日祷告。南门外的福音堂在财政和布道人员方面有力地支持了福音的传播。1906年，政府出资2000两为内地会在长沙购地建立医院，地址已经确定在城外。同年，长沙遇到洪涝灾害导致民众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教堂也没有卸下它对灾民的责任，所有的信徒都贡献自己的时间、金钱，冒着生命的危险救济灾民。他们在内地会教堂里为灾民祷告，成立了一个由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组成的救济委员会，既起到了救济灾民的作用，又唤起了那些几乎对教会不了解的民众对基督的兴趣。一年里，南门外的小教堂在教会的维持和福音的传播上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女性已经开始参加街道教堂举办的福音传播会议，这被认为是中国迈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不少于12人从内地会成长到其他教会去成为了得力助手。 

1909年葛荫华夫妇回到长沙。面对7年后的长沙，葛荫华看到了长沙在这几年的重大改变，总结了目前存在的困难和前景。许多官员和有影响的本地人由之前对基督教的友好态度转向了秘密并下定决心要反对基督教。随着长沙的开放，越来越多的非基督徒外国人进入长沙，对他们给予经济资助增加了内地会工作的困难，普通民众也开始排斥福音，还有极少数人冒充信徒。种种困难出现在眼前，再也不像前几年那样一帆风顺了。虽然现在是逆水行舟，但还是可以看到光明的前景。整个长沙城已经开始走向进步了，许多老房子已经被拆，建起了西式的建筑；三年前长沙城到处是鸦片窟，现在再也找不到一个贩卖鸦片的地方。基督教的力量也大大增加，来自不同差会的11个教会在长沙设立了中心站点，几乎每个教会都开设有学校，雅礼大学的开办为更多中国学生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另一个令人鼓舞的事情是年轻的基督信徒积极献身于布道工作，使教会的各项工作都充满了希望。

1910年4月长沙发生抢米风潮，基督教会在这次事件中受到严重毁坏，各种教会建筑被捣毁，传教士为了逃生被迫离开长沙，几乎所有的布道活动都停止了。事件得到平息以后，内地会负责人葛荫华和吴立德签字表示不需要中国政府对本教会、南门外立本责会以及传教士个人在本次事件中受到的损失做任何赔偿。抢米风潮过后，教会的重建工作主要移交给立本责信义会。后来，除了常德和南州两个北部站点外，其他所有与内地会相关的工作都在立本责会手中。

 1914年4月19日至26日，一场专门的福音聚会在长沙市政大厅举行。在长沙的所有传教士联合致力于反对黑暗的王国。从整个场景来看，举办这次会议是一次成功的举动。演讲者是一个来自汉口的中国助手。会议在下午四点举行，与会人数大概是1200人，每天的会议结束后都有40人登记，表示要阅读上帝的语言并且相信上帝。根据吴立德牧师的统计，最后登记的人数是140人。

1917年湖南圣经学院开办。早在1911年8月，葛荫华就在南岳衡山开办了一所秋令圣经学校，作为传教士读经修养之地，也为了向大量到衡山上香拜佛的民众宣扬基督教。1917年4月，葛荫华在长沙浏阳门外（今韭菜园）租了几栋民房开办湖南圣经学院。第二年春开始招生，收学生50人，来自4个省10个公会。民国9年（1920）春，学院又增设女学部，收学生18人。1920年6月17日圣经学院举行毕业典礼，24名男生将从男学部毕业。一些毕业生希望回到自己所在的教会去从事布道工作，其他进入圣经布道团（Biola Evangelistic Bands），还有两人打算继续深入学习，一个到美国，另一人留在中国。除了学校的工作之外，圣经学院还有117人活跃在7个布道团中，这些布道团和学生团队一起在湖南、江西、广西等7个不同的教会中工作。1920年10月1日至1921年3月，他们一共拜访了120935个家庭，分发48569本福音书，164486本圣经释义本。此外，布道团派送了超过166000本其他小册子和书本，在显眼的地方粘贴了约11000份海报宣传福音。其他省的教会领导者看到如此成效，都派使团到长沙学习他们的传道方法，再用于他们所在地的布道工作。民国13年(1924)，圣经学院全部新校舍建成。次年，学外增至140人，来自13个省的10个公会，小外教员20余人。

1925—1926年长沙城各教堂位置图（图片来源：城南堂提供）

二、 长沙市城南堂的百年发展历程

 城南堂的前身是中华内地会在长沙学院街开办的福音堂，因此，城南堂的发展历史与内地会在长沙的发展历史息息相关。城南堂的历史最早也与葛荫华有关。1898年美籍传教士葛荫华到长沙，与其助手李一起在学院街进行小范围的布道活动，1902年葛荫华在学院街永租基屋开设福音堂，并开办医院，用医疗获得官员和当地人民的信任。1903年内地会属下的立本责信义会已在南门外购得一处土地，并且上面已有建筑。1906年，内地会上海总会派德籍何伦卫牧师（O.II Ollenweger）和顾承恩传教士到长沙来工作，1907年他们在社坛街处租赁房屋设立内地会福音堂。立本责会的吴立德牧师认为，冬季是传播福音的好时节，他不希望等到新的教会建筑完全建好后再进行布道工作，于是在同年的圣诞节在主街道上租赁房屋作为布道场所，在入口处用中文写着“天门大开”四个字，意思是通往天堂的大门已经打开。虽然在南门外已有教会建筑，配置有专门的圣经学习室和祷告室，但是教堂还是太小，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更大的教堂。

 1909年5月3日，吴立德牧师报告立本责会新教堂基本完工。6月23日新教堂正式落成开堂。这一次，在长沙每个月举办一次的不同教堂之间的祷告会将在新教堂举行，从此之后，民众都到新教堂去参加主日活动而不到街道的布道堂。美、德两个内地会协商将学院街内地会与社坛街德国内地会合并，将学院街房屋作为诊所和学校，招收12名学生。同年，6个皈依者受洗，教堂共有17名成员。 

 1910年差会派吴立德为内地会的主任牧师，领导长沙所属各地开设福音分堂，同时又派德籍费尔廉为湖南全省内地会监督，司庇德牧师为会计，专驻长沙领导各传道工作，并调派中西负责人。4月13日，长沙爆发了“抢米风潮”，南门新教堂和学院街的建筑都被捣毁，所有传教士离开长沙。

 1910年抢米风潮中被捣毁的城南堂（图片来源：城南堂提供）

 1911年，由于长沙的暴动，英国教会加入城南堂，至此南堂共有信徒50人。城南堂在每周日有以下活动：上午九点半为带圣餐的祷告会，十一点主日崇拜，下午两点是儿童主日学校，三点为传教士向慕道者的布道活动，参加聚会的人数在100—200人之间。1912年成立妇女聚会，聚会人数在30——50人之间。

 1923年差会派德国安德医生在学院街福音堂的原址上开设医院，为纪念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而取名德生医院。吴立德和费尔廉夫妇都在长沙服务约40年，根据罗步云牧师的记载，当时与吴立德牧师同在城南堂工作的中国人主要有：杨开荣，杜宾陔，罗步云等牧师；女传道有曹然挐，王永安，王振家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关于城南堂历史的文献资料并不多见，只能根据一些教会有关人员的回忆来大概描绘了。2007年91岁的司伯桃（（SI BO TAO ）Berta Kleimenhagen）为城南堂百年庆典写的贺词中提到自己早年在城南堂的一些事情，从中也反映出些许城南堂当时的情况。司伯桃1916年出生在教堂后面的牧师楼里，可见当时的城南堂教堂后面建有牧师楼，供外国传教士及其家属居住。她的父母司特比夫妇分别在1911年和1913年来到中国，他们在那里通过工作相互认识而结婚，因此司特比夫妇可能也就是当时城南堂的教职人员。根据司伯桃的回忆，当时的教堂里主要有以下活动：每天早上八点半教堂会有钟声提醒人们做晨祷，礼拜天的9：30举行圣餐礼拜，10：30进行主日祈祷。下午两点有为儿童开办的主日学。周日的晚上，还有圣经学习和祷告以及受洗，周一的下午，还有一个特殊的妇女聚会。可见，在二十年代的时候城南堂的日常活动还在正常有序地开展。2009年百岁老人李恩光提供了可贵的他记忆中的二十到四十年代城南堂的供职人员情况：

 德籍牧师：吴立德夫妇、复**夫妇、安**夫妇

 华籍人员：罗步云牧师、王永安师母、王定嘉师母、曹师母、黄光亮（1949年前转到瞽女院，后在长沙旭华仪表厂钉子分厂退休）

 另张大嗲（外籍牧师下乡布道的力夫）、传达一人，厨师一人；

 非专职圣工人员（教会职事）：

 谢峥嵘（煤店老板）、刘德厚王炳坤（泥木行）

 社坛街内地会为湖南地区总堂外，在长沙城外尚有：

 东山堂（黎托乡）负责传教士 杨炳煌、李克吾

 洞井铺                     李克吾、凌再绥、姚斗南

 白田铺                     邓炳坤、姚斗南

 团头河                     黄云汉（黄光亮的父亲）

 亀头市（湘潭属）           曾克敬、曾瑞生、邓炳坤

 龙头市（株洲属）           张石模

 马鞍山（株洲属）           周福全

 此外，还有一幅珍贵的城南堂布局草图：

1920—1930年间城南堂主日活动场景 （图片来源：城南堂提供）

二十年代的城南堂教会工作稳步推进的同时，它在长沙的赈济事业中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22年3月21日湖南华洋筹赈会召开干事会议，报告北京香山慈幼院收养灾区饥民小孩案，决定推内地会吴师母、湖南华洋筹赈会戈德白、任福黎、雷飞鹏三干事为委办，会同各区教育会及绅商办理。为此出具公函：

本会为赞成熊秉三先生来电拟办香山慈幼院请戈雷任三干事及内地会吴师母查照妥办函

迳启者：案准熊理事电称，于香山慈幼院附属收容儿童教养所，推广名额二百名，专收湘省灾孩。除指定芷、麻两县共收五十名，已电请沅州包牧师就近分别招收外，余一百五十名，应就全省灾情最重之县分支配。经本会于本月二十一日干事会议，公推本会干事戈、任、雷三干事及内地会吴师母为委办，会同各灾区教会及绅商办理。除分别函达外，相应抄录原电，函请台端即予查照原电内所列条件妥速办理，以便资送，至纫公谊。此致内地会吴师母、戈德白、雷小秋、任寿国诸先生。

根据前文所引李恩光提供的材料，二十至四十年代在城南堂的主任牧师中只有吴立德夫妇是吴姓，因此该信函中的内地会吴师母应为城南堂主任牧师吴立德夫人。1918年熊希龄在北京香山静宜园成立香山慈幼院，以培育人才。慈幼院准备接收湖南省受灾的儿童到北京接受教育。此事由内地会吴师母负责委办，可见城南堂在二十年代湖南省的赈济事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1930年城南堂在战火中被毁，当年冬修复。受三自爱国运动的影响，1933年城南堂信徒熊裕成、谢峥嵘等在南门外牧家垅建立自立福音会礼拜堂，1935年在南门口晏家塘建立新教堂。抗日战争期间，城南堂虽然历经一火四战，地点并未迁徙，但由于外国传教士纷纷回国，教堂活动一度停止。教堂本地信徒在战火中积极开展救济工作。在碧湘街开设难民宿舍，提供住宿和茶水，在书院坪长沙高等专科学校旧址开设临时小学，收容因战争而失学的儿童400多人。抗战胜利后，教堂活动开始恢复。1958年社坛街内地会福音堂正式更名为中华基督教城南堂，作为城南地区基督教聚会礼拜的场所。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教会被迫停办，教堂被占作他用。1979年当司伯桃和两个妹妹第一次来长沙旅游时，发现屋顶上有许多洞的教堂是被一个印刷厂做为仓库使用。1982年城南堂重新开放，1985年自筹经费重建新堂，1987年底竣工，1988年元旦举行复堂典礼，主任牧师为罗保罗牧师。

三、城南堂的发展现状

2007年城南堂迎来了它的百年庆典，至今它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现在的城南堂在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引导下正走向繁荣发展的道路，开展各项事工活动，积极与各界进行交流，与外国内地会取得联系，接受各地教会教友的来访，为信徒举办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并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目前城南堂已成为长沙市内信徒人数最多的教会，现有信徒四千多人，同工四百多人。每个星期都会定期地举行各种专题讲座，晚上进行聚会，周六下午还开设英语角。

经过不断的发展和探索，城南堂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制度，编写了《城南堂章程》，制订了明确地各项制度，如堂务委员会会议制度、办公室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片组管理制度、探访制度、祷告制度等等，而且形成了紧密有序地组织结构（见下图）。1998年召开了堂会委员第一次代表会议。

长沙市城南堂组织结构图  来源：http://www.csscnt.net/detailView.asp?id=102

 从本世纪初开始，城南堂开始重视自身的发展历史，一直在收集有关的历史资料。特别是百年庆典以后，《城南堂简史》的编写更是提上工作日程。现在城南堂正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做这一方面的工作。他们走访见证城南堂历史发展的老人，制作影像视频，编写城南堂口述史。虽然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但把这个事情做好对城南堂来说意义重大。

结   语

   湖南深处中国内陆，历史上对于外来的宗教总是充满敌意，长沙更是被外国人称为“铁门”。中华内地会进入长沙自然也屡屡受挫。葛荫华是第一个在长沙立足的内地会传教士，在他的主持下，内地会在长沙得到稳步发展。1903年，他提及长沙的内地会情况时说道：在我们居住在长沙期间，数千人聆听过福音，24人在我们的教堂中受洗，5个中国布道者已经参加完培训到其他教会服务了。传教士不断地分发图书和小册子宣传福音，并开办医院和学校，通过医疗和教育等赢得民众的好感，在灾荒时期展开救济难民的工作，尽管历遭坎坷，一系列的努力使内地会在长沙影响不断扩大，许多妇女、清廷的官兵甚至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读书人也都加入了教会之中。

   城南堂是内地会所属的教堂，前身是1907年内地会传教士在社坛街开设的福音堂。城南堂的发展与内地会在长沙的发展历史休戚相关，城南堂的牧师和信徒献身传教事业，通过各种方式传布福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侧重不同的事工，一直保持着自身在长沙基督教中的影响力。作为内地会在长沙的总堂，城南堂的活动的正常开展影响着整个内地会在长沙的发展。它的起起落落也见证了长沙历史的发展历程。尽管受到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城南堂至今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现正在党的宗教政策领导下走向更加繁荣发展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书籍：

1.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一一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l一192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7年。

2.（英）史蒂亚著，梁元生译：《挚爱中华——戴德生》，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6年。

3.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宗教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4.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长沙市志》第十五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5.长沙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长沙市宗教事务局编：《长沙文史》宗教史料专辑，望城县久久印刷厂，2001年。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长沙南区文史 第五辑》，1990年

7.长沙市城南堂编：《长沙市城南堂》，2009年

8. China Inland Mission．China Millions，1875—1922

9. Marshall Broomhail：Pioneer Work In Hunan（1906）．London：Morgan&Scott 12 Patemoster Buildings，E．C．China Inland Mission Newington Green，N．MCMVI.

10. Marshall Broomhall.M.A:The Jubilee 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1915），London：Morgan&Scott,LD．12 Paternoster Buildings，E．C．

11.Alvyn Austin:China’s Millions—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the Late Qing Society,1832—1905,Grand Rapids，Michigan：WiIliam 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2007．

期刊论文：

1. 李楠.：《楔入腹地——中国内地会在湖南传教活动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2. 李楠：《二十世纪初葛荫华在长沙的布道》，《时代报告》，2012年8月

3. 廖运兰：《近代基督教在湖南述略》，《邵阳师专学报》，1994年3月

4. 王荣伟：《传承百年使命建设和谐教堂_长沙城南堂纪实》，《天风》，2010年3月

5. 湖南华洋筹赈会：《湘灾月刊》，19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