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1832-1905）又名戴雅各，英国人，基督教在华最大的传教组织“中华内地会”（即现在的“海外基督使团”）的创立、带领者。1832年5月21日出生于英国约克郡巴恩斯利一个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家庭，世代均为卫理公会虔诚会友。曾祖戴雅各在十八世纪当布道家约翰卫斯理为英国带来属灵大复兴的时代，就成为英国邦士立地区第一位循道会传道人。父亲戴雅各关心中国，牵挂中国数亿失丧的灵魂。当妻子怀孕后，他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神，如果你赐给我们一个儿子，愿他将来为你到中国工作”。在父母虔诚的信仰熏陶下，戴德生一天天的长大，因体弱，13岁便离开学校到父亲的药房学徒，15岁去银行学徒。在11岁到17岁之间，戴德生开始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虽然依然读经祷告，但是却难掩他心中对基督信仰的迷茫。直到17岁，看了一本福音书，让戴德生感到了认罪的重要，当他内心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并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时，获得了重生。他17岁受洗，并奉父母之命向上帝许诺作一名海外传教士，从此到中国宣教的心志从未改变过。为了到中国宣教，戴德生1849年至1853年在诊所和医院学医，为来华传教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期间也受到了很多的挫折，甚至包括相处了三年零三个月的的女朋友，也因为他到中国宣教的决定而离开了他。19岁时的戴德生就曾经给母亲的信中这样说过：“每年一千二百万中国人去世，没有神，没有希望…，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吗？…我觉得若不替中国作一点事，就不能活下去。” 1853年9月19日，21岁的戴德生终于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货轮。在与母亲依依惜别时，他说：“亲爱的母亲，不要再哭了，我们会再见面的。想想我所以要离开您去作的荣耀事情，不为名，也不为利，乃为使中国人认识耶稣”！  1854年2月25日，历经了156天的艰难航程，期间经历了数次船毁人亡的险情， “达姆福利斯号”终于抵达中国的港口。3月1日，戴德生抵达上海，宣教的事工正式开始了。  当时的中国保守、封闭，人们大多对宣教士是敌视的态度，戴德生的遭遇也不例外……，戴德生外出布道时，常遭地痞流氓之欺凌，遭人歧视拒绝，甚至不得不夜宿街头庙前。为要方便传福音，他不顾别人的误会和轻视，毅然改着中式服装，并且染黑发蓄长辫。
戴德生到达中国，才发觉福音只传在中国沿海几个大城市，广大内地都没有宣教士进去。有一天，他到浙江，登上狼山，遥望广阔无际的土地，神感动他：“往内地去”。于是他像保罗一样立志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罗15:20）。于是他前往内地，一乡一村的进去分发福音单张，并看病施药。 戴德生是以中国传道会的宣教士身份来中国的，差会给他的薪俸足以让他安心传教，但是来中国一年后，他得知中国传道会的财政已经出现困难，虽然他依然按时领到薪俸，甚至还给他加了薪，但是戴德生认为，神的工作若是因为经济的问题难以继续的话，那准是这工作已发展至一个特别的阶段。因此，在1857年，戴德生辞去了薪俸（辞职），单单的仰望上帝，只求能够吃上简单的饭，养活自己，就甘愿将自己全部时间用在对中国人传福音上。 他也做好了吃不上饭的准备。他可以做一些工作来养活自己，然后腾出时间来传道。但是神没有饿着他的忠心仆人，没有让他靠自己去赚钱养活自己，虽然很多的时候是不名一文，但是在需要时，神总有奇妙的预备，让他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在这些经历中，戴德生也更加看到神的信实，也深刻体会到了“耶和华以勒”和“以便以谢”的含义。 戴德生1857年离开“中华传道会”成为独立传教士。1858年1月20日在宁波与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戴耳之女玛利亚 · 戴耳结婚。  1860年因病返回英国休息治病。在英国期间，他进一步学习医术，并动员他人来华传教。他认为，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没有闻听过基督福音的人默默地在“罪恶”中死去，中国有那么多的人未接受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士既少且弱，中国需要更多的传教士。他说“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番话形象地表达了他全心全意传教的意愿。1865年6月27日他在伦敦一家银行以“中华内地会”为名开户，存入10英磅，著名的“中华内地会”由此创立。顾名思义，这一组织的目的就是向中国内地传播基督教。同年在英国散发他自己撰写的布道小册子《中国属灵的需要和要求》。1866年9月戴德生一家和他动员来华的传教士一行20余人抵达上海，中华内地会于同年年底在杭州设立总部（后迁至上海），从此该会以自立、自养、自传的原则，不劝募，不举债，单单仰望神，过“团体信心”的生活，以福音传遍中国为目标，迅速向内地拓展。很快宣教士已派往内地十八个省份，甚至有的宣教士进入了蒙古和满洲。一八六八年，戴德生在扬州、镇江时期，因扬州育婴堂有幼儿夭折，一时谣言满城流传，反教气氛炽烈。8月22日至23日，扬州居民聚众于内地会屋前，焚屋劫财，李爱恩、路惠理、白爱妹、玛莉亚四人受伤，李德教士为救戴夫人，眼睛被一块砖击伤，怀孕6个多月的戴夫人从二楼跳楼求生，摔伤脚，失血甚多，女秘书跳楼时伤了左臂。他们的东西几乎被抢光。戴德生不求助英国领事，但往求扬州官府派来官兵，暴徒才离开，但官兵一走，暴徒又至，如此几番，受尽煎熬。事后，戴德生夫妇和大家不以报复为念，不求赔偿，满心感谢，因为这算是配为主耶稣的名受辱，也不选安全的镇江生养，反倒返回扬州，盼以爱与信任，化解仇恨。小查理于玛莉亚迁回扬州10天出生 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戴德生就是这样，哪怕性命受威胁，都不能动摇他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心志。他也的确把生命为中国献上了，在他的子女中，有二男二女在中国夭折，他的爱妻亦病死于中国（与四个早夭的儿女一同安葬于镇江）。他并不是不爱惜幼嫩的子女，他并不是忍心让爱妻积劳成疾，乃是他的心为中国内地无数未得救的灵魂所焚烧……。
1872年他二度重返伦敦，后来与同返英国的另一名中华内地会传教士福姑娘结婚。  1873年在伦敦成立“中华内地会咨议委员会”，并与“羔羊与旗帜学校”合办培训班训练传教士。同年重抵上海，设上海办事处。1874年5月前往武昌，不料途中摔伤脊椎骨。同年6月在武昌设立向西部传教的活动站，年底返回英国治疗。
1876年9月13日中英《芝罘条约》签订，规定要保障外国人在内地的旅行安全，为传教士深入内地提供了便利。1876年11月戴德生率一批传教士来华，很快便派遣内地会的男女传教士进入山西、陕西、甘肃、四川、贵州、湖南、广西、云南、河南和山东等省传教。为了动员更多的人来华传教，戴德生还于1877年、1883年、1888年等几次回国，甚至应邀至欧洲大陆和北美演说，得到大量资金捐助，招募到大批来华传教士，从而使中华内地会成为遍布中国和西方许多国家的传教机构和在中国的基督教最大的传教组织。   从1865年至1902年他一直担任内地会会长，1877年和1890年曾两次出席来华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大会。他曾经数次在中国内地长途旅行，视察内地会在各地的工作和需要。
戴德生的神学观点受到18、19世纪英美基督教奋兴运动的很大影响。他十分注重末世论，认为人不是在地狱的火中永远被烧，就是在天堂的祝福中永享喜乐。
他坚信，人若不完全接受基督，那么人的良善或无知都不能减轻他当遭受的永远的惩罚；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接受基督，承认祂为主，其他需要会因着这一需要的解决而解决；推进中国物质方面的进步是次要的，传教士在中国的一切世俗工作必须以引人归主为前提；他深信，凡事要信靠神，要热心祈祷，完全奉献。他的这些观点对中华内地会有很大影响。
 中华内地会是一个跨宗派的基督教传教组织，除中英两国传教士外，其成员还包括瑞典、挪威、芬兰、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国的传教士。按照戴德生的做法，内地会以传教为主，以初等教育和医疗工作为辅，开办的学校主要是为教徒子女而设。内地会传教士通常所受教育不多，能吃苦耐劳，主要在内地普通民众和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中间传播关注个人灵魂得救的基督教义。        为了缓解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冷淡和反感，避免教案的进一步发生，他们常常不要求本国政府保护，也不要求赔款。据内地会的报告，至戴德生去世的1905年，内地会在中国有205个传教总站，632个支站，建起福音堂827个，组成教会476处，开办寄宿学校66所，日校122所，开办医院7所，诊所37个。  中华内地会离开中国大陆后改称“海外基督使团”，继续在东南亚从事传教工作。
戴德生最后一次（第11次）赴中国，是1905年4月17日，这次到来，戴德生再也没有回去。6月3日，神的忠仆在湖南长沙安息主怀。长沙信徒买了一具上好的棺木，但因为戴德生的遗言中有吩咐，要与自己的妻子、子女葬在一起，故把遗体运到镇江，葬于夫人与四个夭折儿女的墓旁。 1854年戴德生带着基督的爱来到中国，51年后，他带着中国人的爱回到天国。然而这爱的故事并未完结，乃透过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中国的传道人、信徒、以及他的儿孙—— 戴存仁、戴存爱、戴存义、戴存信、戴永冕、戴绍曾、戴继宗 ……，直到如今，一百四十年来从未中断，并且还将持续下去。如今华人的血已融入戴家，他们的第六代在我们中间成长，  他们的服事也在我们中间。神的爱藉着戴德生、他的同工和他的后世子孙，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戴德生用实际的行动实践了他的诺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句话现已经成为广为人知的名言，在戴德生身后，感动了无数的信徒甘愿摆上自己的一生事奉神。

(戴德生于1905年6月3日下午在我堂前身，位于长沙市学院街的内地会福音堂归主怀抱)